帕里、洛德研究了印刷文化对于特定口头传统的实际形式的影响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系统地、客观地研究了一般性问题，即意识形态对巴尔干的基督教社区和穆斯林社区口头传统的实际内容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对基督教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歌与穆斯林的科索沃歌的对比研究，这还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演唱的不同版本。24

　　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巴尔干专家，了解他们对于帕里、洛德的南部斯拉夫口头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看法：

　　“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二者的分歧最终归因于各自接受的任务不同，而不是材料本身(他们都属于西方，都在前南斯拉夫)。武克搜集的歌大都被视为文学，四平八稳的文本，当然，作为典律的一部分，它们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民族自我意识问题相关联。而帕里、洛德搜集的歌，被看作为粗糙的田野作业资料，是理论的基础，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原文知识的人)批评这些歌缺乏西方史诗那样的美学水准。”25

　　事实证明这种批评一直是帕里-洛德学说的一大障碍。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学者批评南部斯拉夫口头歌创编传统缺乏美学标准，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语言。绝大多数这种批评，正如洛德在他的后来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也是由于忽略历史事实而引起的，它忽略了巴尔干地区的文学性和它的文化意蕴。26 除了这个障碍，还有其它连带的一个问题：许多学者把文学性罗曼蒂克化，把它看作是某种统一的甚至是普遍的现象——根本没有考虑到文化的甚至是认识的差异这种历史的独特性。27 这种罗曼蒂克思想，加上忽略南部斯拉夫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引起了对于口头传统的各种各样的致命的歧视。28 有时，这些偏见与那些无视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意识形态特征的倾向齐头并进。帕里和洛德从开始南部斯拉夫口头传统研究工作的时候，就与这种障碍作斗争。

　　1935年12月5日，帕里突然逝世，那是他刚回到美国不久。帕里逝世后，他的未竟的事业便落到了年轻的阿尔伯特·洛德的肩上。洛德有意识地遵循帕里本人积累的优势，继续老师未竟的事业。29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受到帕里不断注意的事实是，在前南斯拉夫，绝大多数有成就的演唱，主要来自于穆斯林地区，即便在那里，一些重要的歌手——像萨利赫·乌戈利亚宁，是操阿尔巴尼亚语和“波希尼亚语”的双语人(这是帕里的被调查者提供的术语，指在克罗地亚、波希尼亚-黑塞格维纳和塞尔维亚流行的方言)。帕里在其未发表的日记中写到，“在新帕扎尔我发现了一个穆斯林是南部塞尔维亚长大的，那里是双语地区，他能用塞语和阿语演唱，根据这个情况，我希望从不同语言的人们的歌唱文本中，获得一些证据。”30

　　1937年洛德还是哈佛研究基金获得者协会(Society of Fellows at Harvard)的年轻会员，他终于有机会又回到巴尔干，完成帕里开创的研究事业。他走遍了阿尔巴尼亚北部，搜集记录了一些诗歌，其主要部分现藏于“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中，与南部斯拉夫的材料并列在一起。31 二战后，他有机会数次回到南斯拉夫，在那里进行过大量的记录，补充了帕里1930年代的原始记录。特别是1950~1951年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洛德特别成功地完成了帕里的研究设计。尽管战争的破坏和冲击，洛德仍然能够数次回到1930年代帕里最初探查过的地方，甚至记录了一些相同的歌手，这包括阿夫多·梅迪耶维奇。32

　　在那些年，洛德的所有成就，就是继续了帕里始于1935年的工作蓝图(也是冠以“故事歌手”的名称)。只是这项工作由于帕里的突然逝世而中断。33 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洛德披露了帕里完成的7页打印稿。34 1949年，洛德在哈佛比较文学系提交了题为《故事歌手》的博士论文。本书1960年出版前言，说明了从1949年学位论文到最后成书的演变过程。哈里·列文的序提供了进一步的背景，尤其是哈佛四个系中，有三个成为洛德学术生涯的有机整体：古典学、斯拉夫学、比较文学(第四个，后来在1967年形成的民俗学)。与此同时，除了1948年的文章，洛德非常系统地实现着帕里开创的事业。35

　　随着1960年《故事歌手》的出版，洛德对帕里未竟事业的继承工作取得了里程碑的成就。《歌手》几乎襄括了帕里当初写作他的“歌手”时所要论述的全部议题。与此同时，1936年网罗的资料，后来成为“米尔曼·帕里特藏”的组成部分， 这些资料使得帕里的遗产成为一个实际的机构。36 应特别提起的是，这份遗产代表了帕里和洛德两人的共同努力，虽然洛德一直自谦。在洛德的《故事歌手》中，帕里-洛德的遗产是不证自明的。

　　1971年米尔曼·帕里的著作结集，由其子亚当·帕里以《荷马诗歌的形成》37 为书名出版，这使本来统一的帕里-洛德遗产的清晰图景朦上了阴影。在为其父亲的文集写的53页的前言中，亚当·帕里对于父亲与洛德之间的学术联系发出质问。他认为洛德《故事歌手》与米尔曼· 帕里当初的意图大相径庭。38 亚当·帕里试图将父亲的工作与洛德的隔裂开来，而把它加到古典学者著作行列，这些学者反对将南部斯拉夫传统与荷马进行对比。39 按照亚当·帕里的观点，“无任何根据可以证明，我们所拥有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或任何与这些文本有潜在关联的部分，是某种即兴创作，就像帕里和洛德所描述的，就像他们在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观察到的情形那样。”40 他发觉“很容易理解的”是，“荷马运用了口头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体，以书写形式创作了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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