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的《故事的歌手》初版于1960年，现予以再版，以纪念该书出版40周年。本书的行文和页码仍保持该书初版时的原貌，当然，新版也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首先，新增内容包括洛德当初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材料，即他的老师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 1933~1935年采集的南部斯拉夫英雄史诗的录音资料，以及他本人1950~1951年采集的录音资料。这份宝贵的录音资料，现珍藏于哈佛大学维德纳图书馆(C室)“米尔曼·帕里特藏”中。2000年版《故事歌手》的编者，他们作为“帕里特藏”的保管者，现将帕里和洛德当年所录制的全部英雄歌的材料以及田野调查的对话予以出版，这些资料在洛德的1960年原版著作中曾被大量引用(见该书页码17，18，26-27，39-42，46，55，58-63，69-70，72-77，82-83，109-110，126，286-288)。这一“录音出版物”现以CD光盘的形式与新版《故事歌手》珠联壁合，一并面世。1

　　其次，CD光盘还包含一个独特的录相资料，它作为一个“电影院”，内容涉及帕里的田野笔记(“帕里特藏”资料编码PN12470)。1935年8月10日，帕里录制了歌手(guslar)阿夫多·梅迪耶维奇的英雄歌演唱，帕里和洛德认为，在他们两人所遇到的所有的南部斯拉夫歌手中，阿夫多是最优秀的一位。2

　　第三，CD光盘还包含从“帕里特藏”中选出的一些图片资料，附有阿尔伯特·洛德当初打印的文字说明；这些图片原来准备作为洛德1937年草拟的一篇论文的辅助资料，该论文是就帕里和洛德在前南斯拉夫的采集工作而作的。3

　　第四，CD光盘包含贝拉·巴尔托克英雄歌手抄本的摹真本。洛德《故事歌手》曾引用过该选本。

　　“帕里特藏”成为举世闻名的口头传统资料库之一，但这并非米尔曼·帕里当初拟定的计划。他所要呈现的，不过是其主要目标的一个副产品。1930年代初期，帕里正在拟定一个周密计划，他写到自己要通过对口头诗歌的机制和美学，作理性的和科学的解析，创立一种“非文学的知识”(lore against literature)。4 帕里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对他来说，该计划的学术背景则是著名的“荷马问题”：《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的诗人或诗人们，在欧洲文学传统的历史的初期，是如何创作这两部伟大诗篇的?帕里之前，对于荷马史诗的生成问题，多种理论竞相角逐，它们主要有“统一派”(unitarians)和“分辨派”(analysts)，“歌的理论”("Liedertheorie")的反对者和鼓吹者，等等。帕里在这些学术背景下独辟蹊径，他试图投入到英雄歌创作中，投入到实际的、活态的口头传统中，帕里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1925~1928)5 便开始孕育了这一思想。

　　帕里从“荷马问题”的提出者——那些早期的古典学者中脱颖而出。他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原本是比书面文学更为古老的口头传统的产物。不仅如此，他还创立了验证这一假设的方法。这一创造性的过程，使学术争论摆脱了只注重口传诗歌内容的局限，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即这些歌是在表演中创造的。的确，在人文主义研究中，这种极尽科学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是很少见的(对现象的观察；假设的确立；以实验去验证假设；认定或修正假设的结论)。帕里和洛德竭力追求这种理想的境界，他们赖以实现这种境界的手段，就是地对口头诗歌活态传统的反复检测，不断认识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按照帕里的概括，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若将经验知识(口头传说)与文学相对照，自然应将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相对照，可是，讫今没有哪一个批评家这样做，这主要是因为极少有人对两者兼通，退一步说，即使有兼通这两种诗歌的人，他也不过是试图寻找两者的相似点。那就是说，有人可能接触到不识字人们的诗歌，这些人也不可能客观地判断口头诗歌的优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文学背景的人，他们出版口头作品，也只不过想表现出这些口头诗歌和文学一样精湛。而只有那些研究“早期”诗歌的人，才有可能同时接触到口头传说和文学。”6

　　在巴黎时期(1925~1928)帕里结识了穆尔科(Matija Murko)。那时，穆尔科正在研究前南斯拉夫的南部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口头传统 7 ，他是著名的人种志学者。此时，帕里仍然没有将南斯拉夫的巴尔干，做为他的科学实验的首选地区。据他的学生洛德说，帕里曾希望在前苏联开展他的研究项目(继承19世纪末的民族志研究，尤其是拉德洛夫的中亚卡拉·吉尔吉斯史诗的搜集工作)。8 由于该地区的政治原因，帕里取得签证是困难的，于是，帕里终于被迫寻求其他地方。他转向南部斯拉夫这个地区，一旦做出决定，他便开始设计一个大师的计划，以巴尔干仍然富于活力的口头史诗传统来验证他的假设。在他的题为“南斯拉夫民间口头诗歌研究项目”9 的最初的报告中，帕里周密地提出了他的思想：

　　“拟进行的南斯拉夫口头诗歌研究，其目的表述如下：我的荷马研究 10 从一开始便已经给我这样的启示：荷马的诗，实际上所有早期的希腊诗歌，都是口头的，因此，只有当我们彻底了解了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它们才可以被恰当地认识、批评和编辑；这种认识对其他时期的诗歌，如盎格鲁-撒克逊、法国、挪威的诗歌也同样适用。对荷马诗歌文体特点的研究，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一部口头诗歌运作过程的认识；然而要获得对口头诗歌的彻底的认识，只有按照一整套的计划，从活态的诗歌的大量的实验文本去探求，例如：(a)一个口头诗人，他创作一部诗歌时，他的修辞、构思、诗歌的思想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整体的传统诗歌；(b)一部原创的或传统的诗歌，在一个特定歌手的持续演唱中，在多大程度上是稳定的；(c)在一个特定地方、经过若干年后，一部诗歌是如何变异的；(d)一部诗歌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的过程中是如何变异的；(e)一部诗歌是以何种方式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的，它的传播程度如何；(f)一个特定的成套英雄歌 (heroic cycle)所由产生的不同的素材来源；(g)决定成套英雄歌的产生发展以及衰亡的一些因素；(h)一系列历史事件(historical cycle)与实际事件的联系；等等。我发现南斯拉夫诗歌对于这种实验文本的采集是最理想的；在一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口头诗歌大都消亡，例如达尔马提亚北部地区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然而在黑塞格维纳、波希尼亚、黑山、南塞尔维亚，尤其是边境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方言已融入保加利亚语中，古老的生活方式及其相伴随的诗歌，未曾受到外来影响。[……]大量的老年人并不识字；年轻人所受教育极少，以耳识之学代替读写；我访问过的三个小镇未见书籍流行，报纸几乎没有。印刷品很零星、影响微乎其微，如果有也很容易发现。

　　在今年夏天的几周里，我获得了所要得到的一些文本，例如同一歌手对同一部作品的多次演唱；歌手对他刚刚学来的歌的演唱；从叔叔和侄子那里听到的同一部歌的演唱；从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听来的同一部歌的数次演唱；一些比较有名的歌，及其未曾被污染的传统版本，那些有名的歌，它们在历经百年的时间被印刷在其他版本中，已经被人们注意到；紧接着事件的叙事之后而创作的诗歌，等等。如果我有足够的这样恰当的材料，我要依此材料撰写著作，以描述传统的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我相信这样的著作，对于那些想要研究早期文学的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就我的本行荷马史诗研究而言，没有这样的著作，任何研究都不会有何进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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