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德后来的研究，尤其是1991年、1995年的著作，以其比较研究的方法，回应了亚当·帕里的挑战。洛德早在1960年《歌手》的前言中，即已声明了对于比较方法的运用：“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他是我们的故事歌手。在更大的意义上，他代表了从亘古至今的所有的故事歌手。”洛德的“更大意义上”这个字眼，指的是一种比较的事实，为了研究这一事实，他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比较方法来看，那么，帕里和洛德的完整的遗产会显得更加清楚，它典型地代表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41 这一点是由哈里·列文的序提出的。洛德在担任哈佛大学教授期间，实际上活跃于比较文学系、古典文学系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他的学位论文是在比较文学系的资助下出版的，《故事歌手》最初列入哈佛比较文学研究专著系列第24部(1960年)。洛德的方法论与帕里的相同，从本质上说，主要是比较的方法。《故事歌手》是一个主要的代表。

　　帕里、洛德比较方法与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methode comparative)，尤其是安东尼·梅耶42 的典范的比较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帕里选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梅耶的影响。帕里的《乔尔·胡叟：南部斯拉夫诗歌研究》是一篇写于1933年至1935年的未完之作，它在这方面极有说服力。43 帕里在他的事先拟定的前言中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研究荷马的核心的比较对象，活态的南部斯拉夫口头传统是很重要的。他将这种认识归功于梅耶的启发。44 另一方面，亚当·帕里在介绍父亲的研究时，对梅耶的影响打了大的折扣。45其实，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是在抹杀米尔曼·帕里的方法论的比较方面。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洛德《故事歌手》继承并扩大了帕里的比较方法。他后来的著作(洛德1991年和1995年)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总之，帕里的遗产，更确切地说是帕里-洛德遗产，它不仅属于古典学和斯拉夫学领域，而且属于比较文学领域。

　　自1960年《故事歌手》出版以来，帕里-洛德遗产已经越出了古典学、斯拉夫研究，甚至比较研究的学科界限。本书与广阔的文学研究的形形色色的问题相关联，无论是书面文学还是“口头”文学。第二部分(“应用”)，特别涉及到了古希腊史诗传统，古英语的中世纪传统，古法语，等等。

　　中古文学研究者在运用帕里-洛德方法论时，充满了矛盾和争议。帕里-洛德关于口头传承的、民间的或者“民主”的美学思想，以及该思想对于中古欧洲传统的渗透，受到一些人的敌意，在中古欧洲，在教会和宫庭控制之外的文学，它的存在是可能的，但他们却用作者即文学性这一点来抑制这种文学。46 然而，这些观点的争执，使我们拓宽了认识，理解了白话口头传统和拉丁、拉丁化精英文学 47 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古文学研究界运用《故事歌手》的方法，曾出现大量争论，为了回应这些争论，洛德在《歌手继续讲述故事》中作了总结(1995年)，特别是本书第8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下述人员的研究发表了意见：多诺霍(Daniel Donoghue，1987年)， 弗里(John Miles Foley，1985年)， 哈里斯(Joseph Harris，1983年)， 隆洛特(Lars Lonnroth，1971年)， 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1987年)， 奥普兰(Jeff Opland，1980年)， 雷诺尔(Alain Renoir，1988年)， 罗宾逊(Fred C. Robinson，1985年).48

　　洛德1986年的综述性文章《晚近研究鸟瞰》，发表于有影响的刊物《口头传统》上49，它总结了口头“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联系。这篇文章里，洛德介绍了该领域的许多学者：赖克尔(Karl Reichl，1985年)对中亚史诗尤其是乌滋别克史诗的研究；斯密斯(John D. Smith，1981年)对西印度史诗的研究 50； 约瑟夫·纳吉(Joseph F. Nagy，1985年)对中古爱尔兰传统的研究 51 ；比拜克(Daniel P. Biebuyck，1969年)、约翰森(John William Johnson，1985年)和英尼斯(Gordon Innes，1974年) 对非洲“史诗”的研究 52；门罗(James T. Monroe，1972年)和朱维特勒(Michael Zwettler，1978年) 对早期阿拉伯传统的研究53；米纳尔(Leonard Muellner，1976年)、纳吉(Gregory Nagy，1979年)及扬克(Richard Jank，1980年) 对古希腊史诗的研究 54；弗莱(Donald K. Fry，1967年)、克里德(Robert Creed，1982年)、弗里(John M. Foley，(1981年)、奈尔斯(John Niles，1983年)及雷纳尔(Alain Renoir，1981年)对古英语史诗和抒情诗的研究55。隆洛特(Lars Lonnroth，1976年)、巴克霍尔兹(Peter Buchholz，1980年) 和拜奥克(Jesse Byock，1982年)对古挪威诗学56 的研究；达根(Joseph Duggan，1981年)对古法语《武勋之歌》的研究；韦伯(Ruth Webber，1951年)对西班牙民歌的研究57，戴维森(Olga M. Davidson，1985年) 对古典波斯史诗的研究 58，以及王靖献对《诗经》的研究(1974年)59。

　　《故事的歌手》不仅成为研究口头和书面文学的经典，而且逐渐成为民俗学的标准的教科书。帕里重点研究了口头传承的创编过程，不仅如此，帕里深切地了解到民族志和民俗学视野对其研究的重要性。(如迷信、信仰系统，等等)60 。我们在帕里早期的著作中，已经感受到他对口头传统文学的机制和问题的重视，这种统一的、综合的民俗学观念，在洛德对帕里工作的继承性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就这一点而产生的研究结果，以及帕里和洛德勤奋的田野工作者形象，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们有时也受到批评，他们被纳入美国民俗学界“文学的和人类学的”研究论争，有人认为他们“仅仅”是个文学的研究者。61

　　哈佛大学民俗学研究历史悠久，美国民俗学协会的建立，就是1888年在哈佛礼堂召开的成立大会，62 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为《故事歌手》这样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氛围，支持了洛德提出并形成其博士学位的论文。《歌手》首版的提出，它本身就是一次革命性事件：“他的论文答辩，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富有争议的论文的答辩，调集了洛德所有的专业知识和说服力量，许多委员们——鲍勃(Maurice Bowra)、芬雷(John Finley)、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列文(Harry Levin)、马古恩 (Francis Magoun) 以及波焦里(Renato Poggioli)——在走出答辩室后都改变了他们的观点。63 洛德论文的完成、被接受，以及他后来获得哈佛大学教职，对美国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的确，按照美国民俗学研究一个老前辈的看法：从帕里和洛德1933~1935年南斯拉夫考察，到《故事歌手》，再到美国大学本科民俗学和神话学专业的形成，它们之间有一条线。1967年哈佛大学成立了民俗学和神话学学位委员会，理查德·多尔逊注意到：“哈佛大学民俗学专业，成为全美第一个民俗学和神话学专业，它的发展缘于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阿尔伯特·洛德，他对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有强烈的研究兴趣。他的名著《故事歌手》，禀承了古典学的同道米尔曼·帕里的教导。帕里孕育了自己的观点，通过对活态民间史诗的研究来彰明荷马史诗的本质。”64

　　1960年《故事歌手》出版，它恰逢西方民俗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机缘。就在该书出版的前两年，出现了关键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如普洛普《故事形态学》(1958)的英译，多尔逊《美国民俗学》(1959)已经面世。虽然这些民俗学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民俗学面临的问题，但是，学者们突然间被带入多重的机遇，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些已经深入研究的问题。和上述两部著作一样，洛德的《故事歌手》在各种各样的入门和高级课程中被采用，而帕里-洛德的学说，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全美最通行的民俗学教科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述。65 被称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帕里-洛德学说的影响，在各种民俗学领域中是显而易见的，已经超出了巴尔干史诗的范围，如盎格鲁-美洲民族、美国南部的民间布道，班图人的口头诗歌，这些都纳入了在《故事歌手》一些观点指导下的研究。66。当然，熟悉帕里-洛德研究的人懂得，他们的实证性研究的本质，已经超越了仅仅局限于理论的阶段。

　　大量的民间文学样式和传统的研究，直接受到帕里和洛德工作的影响，不仅如此，民俗学的重要的理论方法——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也孕育于帕里-洛德的学说中。民族志诗学注重文化背景中的艺术性表演，表演理论高度重视创作的富于活力的过程，将表演者与听众联系起来研究。实际上，理查德·鲍曼在其有影响的著作《作为表演的语言艺术》(1977年)中声明：《故事歌手》是第一个将民俗学文本当作“自然发生的结构”的著作之一，他接着说：“洛德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展示了口头文本的必然的和独特的本质，即表演中的创作。他对于史诗传统活力的分析，确立了史诗表演的一般的模式。”67

　　开辟科学新领域的实验，它所取得的研究结果的质量，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论据的质量，以及搜集论据的方式。用现代的话来说，当诸如“参与观察”法成为民族志学田野工作的标志的时候，问题便出现了：帕里所安排的演唱环境，甚至给歌手付报酬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什么?在第一个例子中，以帕里的自信，他对于文化和田野技巧的与日俱增的知识，他知道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帕里得到了尼古拉·武伊诺维奇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他来自巴尔干，又是一位歌手。的确，可以更确切地说，帕里只搜集当地有一定名气的歌手的歌，并付给报酬，常常还有吃的、喝的，偶尔也搜寻他特别要搜集的那一类歌，即那些曾经在奥托曼时代的贝伊的宫廷里演唱过的那些歌。就在帕里记录阿夫多·梅迪耶维奇这样的大师的作品时，小故事书也在流行，洛德回忆起这些情形，沉浸在史诗演唱的往日的辉煌，那挥之不去的辉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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