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一只手抓住了两个世界 |
——重读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 |
作者 : 尹虎彬 (YIN Hubin) | 点击数 : 11300 |
西方古典学以“荷马问题”为试金石。欧洲古典学在过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如下问题困扰:荷马其人的有无?归于荷马名下的两部史诗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连带的一些关键问题还有,传说中的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的?对该问题自古便有形形色色的神话作了解释。按照纳吉的思想,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系,因为口头创作不需要借助文字或书写;把荷马史诗的原创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这无疑是一种有利于辩难的选择,但是,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考,即认为荷马史诗古来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所谓原型即其一。民间创作的集体性思想,又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短歌说便是一例。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尽管荷马史诗的神圣性使人们习惯于从先验的观念出发,认为它是某个先贤的独创作品。有一派学者却秉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荷马问题其实是口头创作的问题。 说到这里,还要回过头来讲一讲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他于上个世纪30年代根据荷马史诗的文本特点,提出“口头程式理论”,大致说来,他认为荷马史诗单就文本即可得出这是口述的产物。可惜他不幸在1935年去世,其未竟的学术计划由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所继承。1960年洛德《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洛德用25年时间,在口头文学领域内搜集、整理、分析,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大量田野工作基础上提出的看法:荷马史诗的创作是一种口头演述行为。即,史诗演唱者的每一次吟诵都是一种再创作,而且他们是以大量的传统的程式和主题来进行这种再创作。洛德还把他在南斯拉夫口头传承研究中归纳出的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到荷马史诗以及中古史诗研究中,确立了广泛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为该学说的成熟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洛德的口头诗歌研究,为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演述中的创编”提供了一把钥匙。上述三位学者都来自哈佛大学,应该说,口头程式学说也产生于哈佛。那里是古典学、比较文学和民俗学的重镇。产生这样的学说也就不很奇怪了。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新民俗学,即摆脱民俗学历史-地理学派的束缚,把民间文学文本分析的传统方法引入人类学的行为科学研究方向,提倡从田野作业的实地观察中获得材料和学理依据。更具体地说研究演述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 格雷戈里·纳吉是一位语文学出身的古典学家,他具有语文学的严密和古典学的严谨,其著述广泛涉及古希腊神话、史诗、挽歌等多样文类传统,跨越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把历史比较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比较文学的多学科思想融会到自己的研究中,焕发出一种博大精深的冲击力。他是洛德的学生,但是,他的著作并不像老师那样,平静中充满感悟,平易之中充透射出创见和灵感的光芒。纳吉的著作读起来具有古典学的矜持,精审的考据,善于在浩瀚的材料中发现闪光的宝石,有时寥寥数语便能阐发重大观点。这就是古典学的魅力吧。《荷马诸问题》便是这样一部文笔质朴、简洁,而又光焰四射的著述。本书主要章节包括荷马与口头诗歌的若干问题,荷马史诗形成的演化模式,荷马与荷马史诗文本的演化,以及荷马史诗传统的神话范例。该书的核心部分是作者1991年和1992年发表的论文结集而成的,但是,这是一个结构十分严密、论述一以贯之的专门著作。作者选择了荷马史诗的语言和文本作为实证性研究的基本依据,从荷马史诗的口头演述行为、演述的历史语境出发,提出关于荷马史诗历史演化的基本模式:一部活态的史诗传统,以其长期发展显示出史诗的完整性,它们来自于史诗创作、演述、流布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演进的过程。该书希望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有一些新的理解:把荷马史诗的创编理解为一种口头演述行为,这种独特的创编伴随着史诗流布过程中逐渐演化,最终实现了史诗传统逐步成熟、定型以及史诗文本的不断完善和定型。 文章来源 : 《古典研究》2010冬季号(总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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