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一只手抓住了两个世界
——重读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
  作者 : 尹虎彬 (YIN Hubin) | 点击数 : 6668

  格雷戈里·纳吉是洛德的弟子之一,也是一位卓越的古典学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在口头传统研究这个领域的创造性贡献的评价。帕里和洛德的许多思想正是经过他的重新阐发而获得新生命的。他的关于口头诗歌学说的各种关键问题,即一些核心观念,他的做的精辟的界定和高度的概括,至今是不可替代的。比如,他指出了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特点,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他倡导民俗学的现场观察研究要与文化的持续性研究相互结合,借用他的话来说,口头传统在口头演述过程中获得生命,每一次演述都为创新提供了机会。他指出荷马史诗的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是口头传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创作者影响的结果。他认为那种把史诗的原创者归功于某一位文化英雄是十分常见的错误。现代人的作者概念是带有个人色彩并强调个性化的一个术语,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作者问题由演唱和文本的权威性决定的,由无数次口头演述之间的稳定性决定的。文本的概念来自于演述中的创编这一命题。在演述、创编和流布这三位一体的阐释学的模式中,关键要素是口头演述。没有口头演述,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口头演述,那么有关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性,不仅如此,我们关于古代经典的认识便不会完整。格雷戈里·纳吉用一只手抓住了两个世界--古代经典和口头传统这两个世界!

  纳吉关于荷马史诗这一阐释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历史假设之上的:他认为荷马史诗存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口述时代。他没有强调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一个经过编辑者不断进行文字加工的过程,而是强调了荷马史诗口述传统内在的运作机制。关于荷马史诗形成的一些解释性的传说、史诗吟诵者的制度、泛雅典法则、庇西特拉图修订说等等,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史诗演唱传统的一些历史印记。有一个故事解释了存在于雅典的一种习惯法,它施用于泛雅典娜节,它不允许歌手对史诗叙述中的某些部分过于偏爱,在这种演述中,吟诵者的演述应一个接一个的按照顺序进行。古典学者习惯地将荷马史诗演述的习惯法称之为泛雅典法则。这一“法则”实际上是均衡分量原则(even weighting principle)。“史诗吟诵者”也是希腊史诗传统中的一种制度,他们与史诗叙事传统中的均衡分量模式相联系。史诗吟诵者将越来越多的限制加进演述中的再创作的过程中。《伊利亚特》、《奥德赛》篇幅长度最终会使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场合演唱它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创作的宏大的部分可以在社会背景中进化,在那个社会背景中,演述的顺序,叙事的序列,是可以调整和控制的,如在泛雅典娜节这样的场合,演述模式的日趋定型导致了创作模式的定型。

  纳吉认为,在没有书面文本的情形之下,可能有本文性(textuality)或文本化(textualization)。荷马史诗传统为这种文本化提供了例证:在口头演述和流布的过程中,荷马史诗传统的易变性逐渐弱化,再创作的模式日趋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向前发展,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纳吉将这一相对稳定的阶段称之为“史诗吟诵者的时代”(era of rhapsodes)。荷马史诗演述传统的稳定时期可能持续有两个世纪。形成期始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而另一端则为“确定”阶段 (definitive stage ) 此为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荷马史诗已达到接近文本的地位 (near-textual status) ,其背景是史诗吟诵者在泛雅典赛会上的演述。荷马史诗主题在瓶画的描绘中表现出明显的变异--特别是《伊利亚特》主题的变异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50年左右。总之,大约在公元前550年--或可能几十年稍后--是《伊利亚特》、《奥德赛》抄本出现的最后终止期。荷马史诗进化模式在持续两个世纪的稳定时期中达到极点,其基本架构为公元前8世纪中叶相对形成时期和逐步增强的确定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中叶。(150页)

  纳吉的文本性概念,主要是在荷马史诗形态学意义上来界定的。这主要是指史诗在主题、情节的完整性和叙事上的平衡性特点,这些形态学上的特点随着口头史诗传统演化而逐渐趋于定型。纳吉以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证明,一个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以其长期的演进显示出史诗的完整性、统一性。这一切均来自于史诗创作、演述、流布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一事实,加之《伊利亚特》、《奥德赛》作为一种本文的例证,指明了荷马史诗形成过程中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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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 《古典研究》2010冬季号(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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