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仙”刘三姐说起

　　许多前代乃至当代学者都认为刘三姐(或称刘三妹)是壮族歌圩的创始人。《广东新语》称其为广东新兴县女子，广西《浔州府志》则称其为浔州府人，吴淇《粤风继九》甚至明确记载其为唐代神龙年间始作歌者，许多地方还存有祭祀刘三姐的庙宇。两广地区大凡山歌盛行的地方，都流传着大量的刘三姐传说，许多著名山歌的曲调，据说也是刘三姐发明的。

　　但是，钟敬文先生在《刘三姐传说试论》中指出：恰恰相反，“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也就是说，人们先有了歌唱的需要，然后才有了歌圩的风俗，后人为了解释这一风俗的形成，就虚构了一个“歌仙”刘三姐，并且试图借助刘三姐的仙望，奠定这一风俗的文化地位。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行业神崇拜中极其普遍。

　　刘三姐到底是真实的人还是虚拟的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南方的许多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

　　一个同样的问题一样困扰着西方的古典学家们。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荷马”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史诗诗人吗?他在什么时代、如何创作出了这些伟大的史诗作品?

　　哈佛大学著名古典学教授、前美国语文学会主席纳吉的《荷马诸问题》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一系列困扰了希腊文学上千年的难题。

　　荷马是史诗歌手的通称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文字书写之前，这些英雄史诗都是由一些吟唱艺人口头演述的，纳吉称之为“口头传统”。早期的英雄史诗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或次序，而是由一些杂乱的、与某一共同事件相关的系列故事所组成的，它们大多是以吟唱的形式表达人们对英雄或者祖先(更多的时候，英雄与祖先二位一体)的赞颂。每一位吟唱艺人口中都有属于他自己喜爱的英雄故事，不同艺人之间的英雄故事都是各自独立的。也就是说，史诗是从英雄赞颂诗进化而来的。纳吉认为，荷马史诗的传播至少经历了五个阶段，才逐渐成形。

　　早期的英雄史诗大约萌芽于公元前两千纪，从那时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几乎不可能存在一部作为书面范本的整体史诗。

　　作为古希腊的文化英雄，“荷马”这个名字大概出现在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有一系列“英雄诗系”广泛流传在泛希腊地区，其中包括《塞浦路亚》、《小伊利亚特》等，这些英雄诗系几乎全被归到“荷马”的名下。也就是说，当时的荷马并不是被当作某部英雄史诗的作者，而是被当作一种通名，泛指那些英雄史诗的演述者。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由一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依照当时的想象，把它们分别安到了不同作者的名下。荷马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作者”，分得了最著名的两部，就是被我们称作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这一时期，基俄斯岛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史诗吟诵群体，类似于今天的行会组织，他们把荷马奉为先祖，自称“荷马之子”，正如两广的山歌手普遍将歌仙刘三姐奉为行业歌神。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活动传播，把“荷马”这个名字传向了整个泛希腊地区，也为荷马是“基俄斯盲诗人”的说法奠定了舆论基础。

　　荷马史诗与奥运会

　　古希腊每年夏天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泛雅典娜赛会”，除了我们今天称作“奥运会”的田径竞赛之外，还有诗歌朗诵比赛。季节性的、反复的诗歌朗诵为荷马史诗的演述提供了更高规格的表演场合，同时，也为史诗的演述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荷马史诗从无序的系列故事到一个有序的整体史诗，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这些新规则的推动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今人眼中的所谓“荷马史诗”基本上是与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大约同期成形的。这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的两百多年间的事。

　　纳吉在印欧语系语言的诗歌传统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线索，通过考证比较，认为“荷马”的词源意义可以解释为“(把诗歌)拼合在一起的人”，可资比较的是，另一位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词源可以用来形容“发出美妙的声音”，它们共同指向了诗神缪斯的职责范畴。

　　我们或许可以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荷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职业或功能，正如中国古汉语中的“瞽史”、“巫觋”之类，并不是指向特定的个人，而是指向一类人。因此，纳吉认为，“荷马”指涉的正是一种传统，一种历史悠久、流布广阔的口头史诗传统，任何把荷马当作一个人，或者把荷马史诗当作一个特定时代作品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许多记载都提到，正是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时期，将吟诵荷马史诗增列为泛雅典娜赛会的比赛项目，使荷马史诗成为当时唯一被官方指定在赛会上吟诵的史诗作品，从而使荷马史诗脱离了英雄诗系的行列，并逐渐被经典化。

　　雅典僭主制时期，对诗歌的占有是僭主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一个主要标志。庇西特拉图家族不仅占有了荷马史诗的演述及手抄本，而且控制了史诗内容的变异方向，他们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了英雄时代普洛斯国王奈斯托耳的儿子庇西特拉图(如《奥德赛》第3卷的描述)。某种程度上，史诗的演唱是与歌颂、缅怀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庇西特拉图家族借助于史诗的吟诵，变相地塑造了自己的高贵血统，试图为其统治地位奠立一种合法性。

　　即使有了手抄本、有了整体的史诗之后，荷马史诗依然没有固定的文本。纳吉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个案，著名的官方神谕诗篇整理者奥诺马克利托斯，就在把自己的诗行插入神谕诗主干部分的当口，被人当场发现。而一旦庇西特拉图家族被推翻，有关史诗的演述和归属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动。

　　荷马史诗逐渐被整编成形

　　直到公元前150年左右，伟大的古希腊文献校勘家阿里斯塔科斯主持完成了荷马文本的编订工作，荷马史诗这才开始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

　　所以说，荷马史诗是一部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成形的作品，而不能视为某一位伟大诗人的个人作品，可是，在我们通俗地介绍它的由来时，我们只能找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专有名词——荷马，用以指代荷马史诗的那些无法具体指认的众多创作者，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才能在既定的文学研究范式中对荷马史诗加以讨论。

　　口头诗学的兴起，首先颠覆了口传史诗“一次成形”的观念，进而为我们理解这一长达千年的成形过程提供了可能。纳吉的研究告诉我们，早期的史诗是一些地方性的、支离破碎的故事片断，这些故事片断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被整编到一个更加庞大的统一体之中，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直至被一些职业的文献学家编定为一个固定的文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史诗的作者，也可以说史诗根本没有可指认的“作者”，至于荷马，那只是我们用来指代这一口头传统的一个符号。

　　同样的道理，借用口头诗学理论反观刘三姐传说，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这样一些事实：所有托名刘三姐发明的山歌，都是长期流传在两广一带的传统山歌;刘三姐本人，也只是中国南方山歌传统的一个指代符号、一个被射上了各种山歌传说的大箭垛;即使真的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刘三姐的善歌女子，也绝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模样，绝没有传说中的那些事。

《荷马诸问题》/格雷戈里·纳吉著，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供图/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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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 《北京青年报》2012年8月10日D5版书评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