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的比附对于学术研究是好是坏，我也不甚清楚，然而对于读书来说，总是快乐的事了。当初读荷马史诗，尤其是《伊利亚特》，便总是联想到《封神演义》，一大群神灵和英雄乱哄哄地分两个营垒，打得天昏地暗山川惊悚，却都是一个水性女子惹的祸。最近读纳吉（Gregory Nagy）所著、巴莫曲布嫫翻译的《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知道了荷马史诗在西方文学界的崇高地位，对它的研究又是如此悠久而夹缠不清；当然，本书是站在口头诗学的立场上来做通盘性的观照的，他总结了帕里、洛德以来所谓“口头理论”对于荷马诸问题所能提供的最具意味的洞见，并把这一解释体系概括为凝练的10个关键概念，对于我们这些并不研究荷马问题、只是想从中学上几招的研究者而言，非常受用。

　　这让我比附到了《诗经》，尤其是所谓的“《诗经》民歌说”。

　　《诗经》在春秋之际就已经被经典化了，历来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以现代文学观念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也无一例外会将它置于诗学的顶端，但是无论是不甚确凿的文献记录还是感性的阅读体验，都会带来“民歌说”的提法，汉学、宋学都不乏其声，现代更由于“民间”概念的忽然被重视，这一说法更见流行，但是真正严密论证的学术论著，似乎并不多见；反而是那些反对“《诗经》民歌说”的，却有不少严肃的论文，朱东润先生早在抗战前写的《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其中贡献的“三疑惑”和“七难”，至今我也还没有看见一篇有力的回应文章。这次读《荷马诸问题》，让我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关窍。

　　该书贡献的10个关键概念，第一个就是“田野作业”，与此对应的就是所谓“口头理论。”纳吉非常赞赏洛德从田野中获得口头传统体验的学术背景，他说：“正是这一背景赋予他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则是那些对他吹毛求疵的大多数古典学者完全缺乏的。”（22页）对照我们的《诗经》研究，对于“民歌说”支持或反对的大多数学者，似乎也没有真正的田野背景，《古史辨》第三册是集中讨论《诗经》问题的，但通览下来，主要还是在文献上争论不休。当时最具有田野背景的学者要数顾颉刚先生了，他搜集过很多的吴歌，他在《写歌杂记》中对于“兴”的论断，完全是从吴歌体验中生发的天才感悟，对于千百年来呶呶不休的争论，真可谓是一刀斩尽、拨云见日，因此他在当时的众多论者中显得孤标高举，这一点很像洛德。

　　不过纳吉似乎并不喜欢“口头理论”这个词，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纳吉更看重的是田野背景对于古典学研究所能提供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着意去提炼一种关于口头传统的理论。他说：“倘若我们在这一上下文中继续决然地使用‘理论’这个词汇，那么更为合理的提法应该是：关于荷马诗歌与我们所了解的口头诗歌之间的密切关联，帕里和洛德有过多种不同的学说。”（26页）

　　照此说来，感性的体验甚至比附，在涉及民歌话题的古典学研究方面，应该是一种必须的“背景”了。朱东润先生对于“民歌说”的那些责难，我认为很多是可以通过民歌的“经验现实”（26页）予以答复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朱先生注重名物考释，认为从诗歌中相关人士的“服御”可以看出作者的身份，比如《子衿》言“青青子佩，悠悠我思”，其所思念者是佩玉青组的士人，故此诗必非劳动阶层所作。这在我看来未免太凿实了，民歌的想象尽可以超越实际的社会阶层，谨录一首常熟白茆的民歌示例：

　　净衣裳来汏衣裳，

　　手摊清水眼窥郎。

　　陈桥蒲鞋、姜黄丝袜带、纺绸裤子、铜板汗衫、绉纱束腰、大红平袋、姜黄苏头、象牙压口、顺手捏仔白铜水烟管、左手捏仔玉骨扇子、肩膀上扛起杭州小伞、头上戴起关昌帽子、刮啦啦里、四句头两只半山歌往仔东南角上去，小姐妮筋丝无力汏衣裳。

　　──《中国·白茆山歌集》，8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这位情郎哥有点耍酷的穿着，显然不是劳动阶层的，“象牙”、“玉骨”之类，更带有民间惯性想象的成分，但这却是典型的民歌风貌。

　　以上是我读了《荷马诸问题》引发的一点比附，至于《诗经》研究现在到了何种地步，我其实也不甚了了，也许尽是无的放矢的扯谈，但是我很愿意向《诗经》研究的专门人员推荐这个译本。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